国际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在当代竞争激烈的全球舞台上，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利益，都需要参与日益频繁的国际互动。进行这样的互动，国家不单要角力，还特别要斗智。正是在这种斗智中，出现了国际战略。 
    国际战略是指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1]其实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的总谋划和总指导，它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国家的国际战略就是它的对外战略。严格说来，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国际战略是国家对较长时期的国际格局、对本国较长时期内主要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际活动总路线的认识和谋划。外交政策是根据本国的国际战略、国家利益，一定时期的国际环境所确定的实现国家对外目标的原则和方针。前者是对世界全局的分析和综合考虑，而后者是一国对外行动的方针和准则。两者同属于国家对外活动的谋略范畴，具有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2]由于国际战略是关于国家对国际活动总的全局认识和谋划，因此它决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实施国际战略的具体方针和原则。就此而言，外交政策从属于国际战略，是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与过程，国际战略有若干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和组成部分。这些条件和组成部分，就是国际战略的要素。一般来说，国际战略的要素包括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以及战略手段的选择等。

在国际战略的要素中，国家利益是第一要素，因为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在战略研究中，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解释国家战略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什么是“国家利益”？在汉语里，“利益”的词义就是“好处”。国家利益就是对国家有好处。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追求的利益，多种多样，有些利益是可以共享的，即一方所获得的好处，对相关的其他方也有利，诸如发展贸易、消除恐怖主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但也有许多好处是排他的，即只能由一方独享，诸如主权、领土、军事优势乃至世界霸权地位等。国家所维护的利益，有一些具有普遍性。例如，国家必须确保自身的生存，包括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和维护领土完整；必须促进其人民的经济福利与幸福；必须保持其政府体系的自决与自主等。这些东西构成了国家的核心价值，属于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东西。除了这样的利益之外，国家利益中还存在重要、次要以及不太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凡涉及国家的需求，不论大小，都可以说是国家利益。这些东西总和起来，就构成了国家利益的体系。在国家利益的体系中，最重要的利益可以称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生死攸关”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对某事物的生存和延续至关重要，不可缺少”。对于这种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不能妥协，都会不顾一切地加以维护，因为这种利益失去了，国家就无法生存或继续存在。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利益，因此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好本国与别国在生死攸关问题上的互动。经验表明，这类利益处理好了，涉及其他利益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利益，从战略谋划的角度讲，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国家已经拥有但需要加以保卫的东西，也包括国家并不拥有而需要获取的东西。与具有宏观性和指导性的国家利益相比，国家目标可以说既包括宏观的东西，也包括微观的东西，既具有指导性，又有操作性，既有总体方向，又有具体的实施指标。一般来说，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时，在比较宏观的大目标之下，总要配以比较具体的较小目标。如果没有具体的小目标，大目标就变成空谈。

国家要把自己的战略目标变成现实，就要靠有效的战略手段。国家要使自己的战略手段有效，概括地讲，第一要有足够的实力，第二要有能力巧妙和高超地运用这种实力。由于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利益与目标，都会涉及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在很多时候要以自己的手段和能力改变其他行为体的态度与行为，因此实力对于国际战略的实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没有实力和能力，或者不能恰当地运用已有的实力和能力，都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当代世界，参与国际政治较量的国家的实力与能力各不相同。按照国家实力的强弱，人们通常把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小国等类别。在这里，决定国家的实力强弱的是国家所拥有战略资源的多少。对于战略资源，人们通常认为地理因素、人口因素、自然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是最基本的构成方面。除此之外，人们认为一个国家还必须要有政府合法性、民族认同、国民士气、文化和意识形态凝聚力、教育和知识水平等条件。事实上，没有这些条件，一个国家就会一团散沙、软弱无力。从对外关系来讲，一个国家还应该具备良好的外交能力，能够说服、诱导相关的行为体接受自己的主张，从而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除了要有适宜的战略目标、充分的战略力量和战略资源之外，还必须要有适宜的决策程序以便进行战略手段的选择。从概念上来讲，国际战略决策就是评估国家目标、分析国家实力和选择适宜手段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本质上属于理性行为体模式，说得确切些，国家在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需要权衡得失，使得到的好处大于付出的代价。从操作的层面讲，国家确定战略手段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外交谈判、经济封锁、文化渗透、军事威胁、局部战争乃至全面战争，都是可能的选择。在这些政策工具中，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运用外交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过，运用外交手段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如果互动的一方中止谈判，选择战争，外交就无法进行。对于进行战略选择的国家来说，选用何种手段最适宜，无疑要综合评估各个要素。既要考虑自身所要实现的目标和所拥有的实力与资源，也要考虑国际环境的限制和对手的可能选择；既要考虑各种手段的成本，也要考虑各种手段的功效；既要考虑眼前的措施，也要考虑后续手段。显然，国家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同时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在这里，国家不但要有上策，也要有中策和下策。事实上，国家只有通过科学决策，选定一整套可行的战略手段，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建国以来，中国还没有成文的、可以被称为国际战略的权威文件。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过完整的国际战略。从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到上个世纪60年代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时提出的革命路线，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都是阐述相当完整、逻辑相当严密、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战略思想。但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政策和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又决定了当时国际战略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更加丰富，思想樊笼被打破，相关的战略研究、学术研究逐渐发达。作为国际战略根基的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因此国际战略不可能再沿用“一边倒”或“三个世界理论”那样的线性思维来构筑。中国的国际战略视角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

重视对国情和世情的调查研究，并由此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也日益增多。因此，了解和正确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知识，不仅是提高我们素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振兴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因此，新时期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成了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其主体主要是邓小平、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思想

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国际战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国防战略）、外交战略以及对外经济战略。涉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国内问题，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应当作为设计国际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国情背景和重要变量来看待，但不是国际战略的主体。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能源、国际恐怖主义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本身是跨越国界的并且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应当成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承这一研究思路，对新时期的国际战略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找出一以贯之的逻辑联系，并探究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如何判断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分析战后国际形势，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勇敢地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了全国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密切关注世界上各种力量的消长和各种矛盾的变化，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继续坚持新的世界大战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防止的两点论。在科学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毛泽东逐步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面对日益复杂的周边环境和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我国政府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方面也在做应对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提出备战备荒，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新特点：其一，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的实现，民族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日益突出，成为这些独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其二，社会主义国家在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之后，原有的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停滞。如何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的新课题。其三，美苏争霸仍在激烈进行，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与此同时，美苏之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在核武器上的均势力敌，又形成了一种制约力量，双方谁都无制胜把握，谁都不敢轻启战端。其四，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超过了战争力量。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坚决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西欧和东欧国家，甚至美苏两国的人民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其五，随着战后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面对新的潮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调整其经济结构和内外政策，加速发展本国经济，以便在新一轮的世界竞争中取胜。   

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我们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改变了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邓小平先是提出，国际形势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同时，我们也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他又指出，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出现重要变化，和平因素增长超出战争因素增长，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1985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深刻论断。并相继上升到“当代世界的主题”和“当今时代的主题”的高度，进一步突出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提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邓小平这一科学论断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它标志着我国在对世界主题的认识上有了重大突破，从而使我国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国际战略，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根据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中国调整了对外政策，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第一，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出发，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第二，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第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第四，以和平的方法即“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第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对外政策的新的调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形势及战争和和平问题的这一新判断，为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的工作重点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依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新判断，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仅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和突破，而且也实现了我党在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指导思想的一次大飞跃。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正确估量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为实现我国国家利益而作出的对外关系领域内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和指导。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其科学性表现在既符合当今世界的“世情”，也符合当今我国的国情，是指导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利益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国国家领导人之中，邓小平第一个使用“国际战略”这一概念，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完整而系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需要我们长期地认真学习、领会和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涉外工作。其主要内容如下：

时代主题，是对一个时期内世界上带全局性、战略性的基本问题或中心任务所作的理论概括，它由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当今时代主题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战争与革命”逐渐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面对世界政治与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时代主题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他在客观分析世界局势的基础上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从而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

和平问题主要是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指世界各国繁荣和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密不可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新判断，符合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为我国在新时期开展外交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根据新的实践，邓小平提出要更加鲜明的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这主要表现在：

1、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即使有所发展将来也只能沦为大国的附庸，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2、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拿国家的主权做交易。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搞“人权外交”。邓小平一针见血的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国权比人权更为重要，中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

3、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在国际上保护自己的独立地位，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这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和安全。

4、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按照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处理党际关系。邓小平指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历史，情况千差万别。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政党的关系。

5、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不扛旗，决不当头。邓小平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一是吸取了苏联充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大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历史教训。二是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三是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是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市场、建立殖民体系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特征是剥削掠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实质就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从本质上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被强加的。它既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和平，也不能让世界共同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早在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邓小平率先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认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惟一的出路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冷战结束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新的表现，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欲称霸世界，妨碍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的新思想和新方法。首先，他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用以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这也为国与国之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解决领土争端的思想，邓小平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说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有利于稳定世界局势，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问题。这里所说的“先不谈主权”，决不是“不谈主权”，更不是拿主权做交易，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体现了为维护局势稳定的灵活性。

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这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形势下，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关切增多，在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我们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抓住历史机遇，巩固传统友谊，深化全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这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为我国对外政策指明了方向。

冷静观察，就是要客观地分析国际局势，缜密思考，科学判断，不要头脑发热，感情用事。稳住阵脚，就是要不受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动荡的影响，不因暂时的困难而退缩，继续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进，不自乱阵脚。沉着应付，就是面对动荡多变的国际局势和西方国家的压力，处变不惊，善谋对策，从容应对。

韬光养晦，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把目标无谓地引向自己。韬光养晦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邓小平认为，中国在世界上并非无足轻重的，在国际舞台上“有足够的分量”，必须有所作为。因此，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偏废。

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所谓全方位就是不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开放政策。所谓多层次，就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和特点，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沿边和沿江地区以及内陆省区等不同开放程度的各种形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对外开放。所谓宽领域，就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对国际商品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国际技术市场、国际劳务市场的开放，把对外开放拓宽到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以及金融、保险、房地产、科技、教育、文化、服务业等。对外开放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流。、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并根据1989年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冷战时期的和平问题实质是东西问题，即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是 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冷战结束后，东西问题已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方阵营的瓦解而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大降低，国际局势整体上趋向缓和，但是天下并不太平，由于民族、宗教和领土矛盾而爆发的各种形式的武装冲突和危机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在规模和后果上均超过以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更加频繁，甚至发展到武装冲突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战略图谋。因此，世界的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冷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但发展问题仍然任重道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波及亚洲甚至全球，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维护经济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已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课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并未消除，甚至有所深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趋势更加明显，发展经济仍然是各国的主要任务。

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如何争取和平，促进发展，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两个最大的课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加以解决，因此，江泽民强调指出，和平与发展问题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世界多极化是指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关系有突出影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相互作用而趋向于形成多极格局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对主要政治力量在全球实力分布状态的一种反映。

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对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全球，再到两极格局终结，走向多极化的曲折发展过程。国际格局趋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多极化格局使世界各种力量逐渐形成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与制衡的关系，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美好追求，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但也要看到，世界多极化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合作中的竞争与竞争中的合作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世界格局演变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球化。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是其根本动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明显优势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对处于不利地位。它对我国的发展有利有弊。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同，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江泽民多次提出，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当今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的，且相互依存。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各国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权利，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在国际事务中提倡和贯彻民主原则，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都有权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和解决。各国的事由各国人民做主解决，世界的事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处理解决，反对一国或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友好合作。同时警惕西方的“分化”和“西化”。

新安全观主要是相对于带有冷战思维的传统安全观而言的。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两大政治集团对抗的国际环境下形成了以解决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具体的时期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以巩固新政权的安全战略；第二阶段，实行反对美苏两个敌人以推进世界革命的安全战略；第三阶段，实行联美反苏以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安全战略。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安全观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的角度考虑，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把国家安全战略同国际安全战略相联系，视维护国家主权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而且主要通过结盟、准结盟或军事斗争方式来实现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没有消失，但非传统安全威胁却日益突显，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给国家安全提出新的挑战，安全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全球（全人类）的安全问题也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

面对冷战后安全环境的这些新变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出发，突破传统的安全观念，提出了新安全观。1999年3月，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新安全观”，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同时，他还明确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其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又在各种国际场合反复倡导这种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安全防务问题进行交流与对话，相互信任；互利是指相互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对方的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该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更不能推行霸权主义；协作是指各国应围绕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平等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它突破了传统安全观念的“零和”怪圈，超越了传统安全观片面追求单方面安全的局限，以互利合作来谋求共同安全。它既能满足单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又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

近年来中国积极实践新安全观，大力推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和安全合作模式。中国先后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着眼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以相互合作为目的各种“伙伴关系”。通过协商谈判陆续与邻国解决领土、领海的边界争端或划界问题。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4国共同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一种建立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以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它的建立，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蔓延，为中国周边乃至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中国首倡并积极实践的新安全观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它已经并还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旗帜，从实践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的国际战略，推动我国国际战略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迈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正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并以自身的发展不断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十七大报告在阐释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一新的外交理念的提出，揭示了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基本方略。

走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道路始终是我国外交奉行的准则，是我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必然选择。而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与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则是我国外交致力于发展的目标，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因此，和平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要坚持的道路，而建设和谐世界则是我国对不和谐的国际关系、不民主的国际政治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倡议。这两方面是未来指导外交工作的重要标尺，同时是中国对处理国际关系作出的重要贡献。

十七大报告将外交理念与国家总体战略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宏伟目标，与中国自身实现“和平发展”的长远战略结合在一起，这将成为很长时间内指导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大家庭中自处，赢得别人善意的关注，赢得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是中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已经被公认为引领潮头的国家。然而不同角度，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却有着不同的解读、猜测和误读：甚至当年极力劝说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国家，也开始担心中国崛起将对自己产生重量级的碰撞。对碰撞的恐惧和担忧，引出频发的摩擦和人为的壁垒。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文提出“中国发展模式可能非常容易与美欧发生碰撞”的“忧虑”，正点击到了中国发展遭遇的“成长的烦恼”与尴尬。

 中国早在进入国际大家庭的第一天就申明“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但是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和对大国崛起的历史认知，国际社会始终保持观望与警惕。乃至中国惊人发展的今天，这种观望与警惕进而转变为恐惧和忧虑。中国必须不断以事实来回应国际社会，并为自己所走的崭新的“和平发展道路”赢得信任和信心。十七大报告回答了世界的疑问。“共同分享发展机遇”、“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共同维护”、“相互帮助”、“协力推进”、“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兼顾对方……的正当关切”等等，在这些形式趋近、信息一致的表述中，一个与世界共荣、与各国共赢的负责任大国与合作者的形象跃然而出。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合作者的立意与国际化的语言，是对国际大家庭真正融入之后才可能具有的视野和境界。“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和平发展”、“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是中国外交思想的自然结论。       历来秉信“行胜于言”的中国，在外交领域推进和平外交、大国外交，已经用事实为自己的和平理念做出注脚。中国元首频频在国际舞台用崭新的世界观给世界带来脑力冲击，中国的各层次外交广受认可，国际透明度不断提升，进而日益承担起全球责任，参与解决世界难题。

十七大报告中有关我国外交的论述延续了我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这一政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平、和谐、共赢三大理念的提出再一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它以坚定的理念、柔性的表达，力推“互利、合作与共赢”，谋求与构筑外交之“谐”局，勾勒出未来五年中国明晰的外交路向。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今天的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13亿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机遇。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中国也清楚地看到，世界上仍存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人类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只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就能够逐步实现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的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我们将继承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我们将继续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我们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主，缩小南北差距。我们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已，以邻为壑的事情。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十六大以来，中国的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有两个：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利益攸关者”；同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概念。“利益攸关者”与“和谐世界”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 与世界“大互动”的态势已经形成。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多个政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包括共产党、社会党、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在西欧，中共与左、中、右翼政党都保持交往，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2004年在我国举办的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有多达80多个政党参加，搭建了与周边国家政党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据统计，5年来有1200多个外国政党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党600多个代表团应邀出访，党际交往空前活跃。 在大国关系方面，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中日关系回暖，中国与欧洲各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关系都得到发展。睦邻交往方面，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北部边疆得到巩固；与东盟的合作，保持了东南角的稳定。对于朝核问题、中东和谈、巴以局势等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我党也发挥了与各派政治力量广泛接触、坦诚交流、深入劝和促谈的作用。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意义深远。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中国今天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来强大了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还任重道远，需要各国人民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中国将始终不渝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