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客观必然性，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重要的理论成果，明确这些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教学重点：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进程、客观必然性、科学内涵

教学难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教学方法：讲授法

课时安排：3课时

教学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一）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

20世纪初，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在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中逐渐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它就必然要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已经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领悟。在1922年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从党成立起，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程并不是平坦的，更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主要是由于，要使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使这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这一过程必然是坎坷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毛泽东说过：“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的过程中，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有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仅有马克思主义主义还不行，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就是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杰出的代表。1929年，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如何纠正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主观主义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二是告诫全党同志要注重调查研究，要求党员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查与研究，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1930年，毛泽东在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围绕着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问题，作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此时，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概念。

（二）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便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其每一表现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后来，毛泽东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各种不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生动地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香”、“臭”、“活”、“死”都是一种比喻，所谓“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思想脱离实际，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判断和制定的具体纲领，不懂得恩格斯一再强调的，社会主义理论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所谓“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实事求是，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虽然是毛泽东明确表述的，但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党的许多早期领袖和革命家，如李大钊、蔡和森、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等，也都表达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思想，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过探索。随着历史的发展，经过延安整风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1945年5月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报告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作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照搬照抄或简单地套用这些原理，而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按照本国本民族的形式，来加以科学的运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具体答案，也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否则，中国革命仍然是不可能胜利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身内在要求。

从理论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 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实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以一部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说：“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而改革开放的伟大设计师邓小平也一针见血地说，邓小平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的理论，其发展的深刻内涵，就在于各国共产党人把它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特征相结合，与处在变化了的时代中的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的结论，从而不断出现用“新内容、新思维、新语言”写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原则。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1949年之前的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清这一特殊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认清这一国情，是解决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因此，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是不同阶段中国的最大实际。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中国实际的主要内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人的正确认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些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实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东方文明，有着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代表着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它渗透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已经成为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和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其结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从而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历史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时候的中国实际都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总是处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国际环境之中。因为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处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和这个世界紧密相连。与此相应的是，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地发生和存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属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发生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当代中国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在开放的世界之中，中国的经济必然成为整个世界经济或者说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文化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中彰显特色，焕发青春等等。因此，所谓中国实际，是指处在一定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的中国基本国情、社会实践和历史文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指出：“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其在中国进一步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研究和回答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同样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更无法照抄别人的经验。要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行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就会创造出新的东西。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强调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包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了解和懂得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之完整的、统一的、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照搬，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制，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清理，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同时又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来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毛泽东强调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毛泽东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知”和“行”的关系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邓小平用“温饱”、“小康”、“富裕”来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各阶段给人民带来的实惠，用“一国两制”来概括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等。这样做的结果，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之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而得以生长和繁荣起来。

概括的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的历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那时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与挫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大势，以全新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对这一思想作出了系统的阐述。